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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带来的变革是全方位的。作为具有强大变革能力的大数据，不仅引发技术革命、经济变革，更引发政府治理的变革。事实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政府再造和治理变革早已成为全球性趋势。2016年，大数据处理还存在的阻力，只要很好的解决这些阻力，加快信息化建设，更好的提高工作效率、企业发展。

    数据应用的前提是数据开放，这已经是共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指出，中国人口居世界首位，但2010年中国新存储的数据为250PB，仅为日本的60%和北美的7%。目前我国一些部门和机构拥有大量数据但宁愿自己不用也不愿提供给有关部门共享，导致信息不完整或重复投资。2012年中国的数据存储量达到64EB，其中55%的数据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然而目前只有不到一半的数据得到保护。

    去年12月14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科学家论坛（YOCSEF）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九林先生回顾了我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历程：2003年，科技部在财政部的支持下设立了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专项，科学数据共享工程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2008年，科技部发布973计划资源环境领域数据汇交管理办法；2009年，第一批科学数据共享项目验收，转入运行服务阶段；2011年，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组织首批认定。

    孙九林介绍了美国在数据开放方面的做法。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和经费保障，使数据信息中心群成为国家信息生产和服务基地，保障数据信息供给不断，利用网络把数据和信息最便捷、及时地送到包括科学家、政府职员、公司职员、学校师生在内所有公民的桌上和家庭中，把全社会带进了信息化时代。

    “让每一位公民在数据、信息、知识、理论、决策、效益的各个环节上发挥才华，让民众把数据信息流动过程中和应用过程中的各种价值充分挖掘出来，国家为他们才华的发挥和价值的挖掘带好路、服务好、创造好环境。”孙九林认为这就是美国政府选择的数据信息共享的“大循环”道路。该思路在利益分配上的基本点就是让全社会受益，让整个国家受益。

    目前，我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专门适合数据共享的国家法律，只有相关的条例、法规、章程、意见等。

    针对于大数据利用的前端——数据共享的问题，孙九林认为，十多年的数据共享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特别是全社会的共享理念得到共识，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缺少国家层面的政策，已有分散的若干意见约束力不够，高层管理人员对数据开放共享的深刻意义的认识有待提高；现有国家数据共享平台难以滿足国家发展和科技创新对数据资源的需求；缺少数据开放共享的专职队伍和相应的数据专家以及管理人才；缺少对专职数据共享服务人员的合理评价机制和标准等等。

    “不要被大数据（Big Data）的‘Big’误导，大数据更强调的不是数据大，而是数据挖掘。”在第十届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上，邬贺铨院士指出，大数据需要更强调数据挖掘利用，关键的是要有国家大数据战略。

    邬贺铨提出，需要制定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大数据是一个应用驱动性很强的服务，其标准和产业格局尚未形成，这是我国跨越发展的机会，但切忌一哄而起在目的不明的情况下到处建设大数据中心，到处搞“数据房地产”，而是需要从战略上重视大数据的开发利用，将它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抓手。同时，我国需要尽快制定“信息保护法”和“信息公开法”，既要鼓励面向群体而且服务于社会的数据挖掘，又要防止针对个体侵犯隐私的行为，提倡数据共享又要防止数据被滥用。

    中国计算机学会专家委员会指出：大数据时代有两点非常有利于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一是大数据技术发开源为主，迄今为止没有形成技术垄断；第二点，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的数据资产规模全球最大。因此，政府、学界、产业界和资本市场应该通力合作，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开放数据资产，释放大数据的巨大价值。